“让法官更像法官”的十个标志
“让法官更像法官”的十个标志
2016-04-11 来源：杂谈 作者：admin中国应用法学研究所所长 蒋惠岭
“让法官更像法官” 的十个标志：评论判断须理性公允，经济生活须廉洁透明，社交活动须谨慎克制，个人品行为市民楷模，审判活动须以法律为唯一标准，法官审判案件排除命令服从关系，实体裁判依托于程序公正，履行职责须以良知为先，永远保持中立地位，法律判断更具专业水准。这十个标志比较完整地描述一个担任法官职务的人是否符合法治国家法官的科学定位、角色。
最高人民法院院长、首席大法官周强曾在多个场合指出，尊重司法规律的表现之一就是“让法官更像法官，让法院更像法院”。这一直白、平实的表述蕴含着法治进步的规律，也体现着当前司法改革的追求。二十多年前，时任澳大利亚首席大法官的布伦南爵士作过一篇题为“为什么当法官”的演讲，谈的也是法官“做什么、如何做以及为什么做”的问题。演讲的中文版在1998年第5期的《人民司法》上发表，对于我国法官职业道德建设具有重要启发作用。
在澳大利亚这样一个法治相对成熟的国家尚需经常强调法官角色与司法方式的特殊性，对正处在全面深化司法改革的中国，周强院长提出“让法官更像法官”的要求，更是及时和必要。行政兼理司法的时代早已过去，但担任法官的官员转型为法治原则所期待的法官角色，却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在当今的改革时代，我们的法官也都在经历着这一脱胎换骨的变化，因此“让法官更像法官”的要求具有很强的时代特征。平时，我们讨论更多的话题可以是如何做一名合格的法官，而在司法规律逐步彰显、司法制度日渐归位的变革时期，“让法官更像法官”是一个更具动态感、时代感的话题。在笔者看来，以下十个标志可以比较完整地描述一个担任法官职务的人是否符合法治国家法官的科学定位、角色。
一、在与普通市民的区别方面
法官是市民之一员，但有些事情普通市民能做而法官不能做。最高人民法院和一些地方法院曾发布约束法官业外活动的行为规范，其主要内容便是教育法官如何做一个贴着法官标签的市民，规范法官的“生活圈”“社交圈”和“娱乐圈”。虽然说法官也可以有自己的个性，但在“形象公正”“司法公信”面前，法官的个性空间必须受到适当限制。
标志一：评论判断须理性公允。
“判决之外法官无语”是对裁判文书说理的要求，更是法官对司法判决乃至（可能涉诉的）社会事件的态度要求。法官在社区生活中对某些现实、事件、人物作出评论时，其态度在一定程度上会影响司法公信，影响普通市民对司法的接受程度，进而影响良好法治环境的营造。因此，法官对社会事物发表评论或作出判断时，应当客观、中立、理性、公允，而不可偏激、任意、自我。即使是为了自身的利益，也应当端正心态，全面考虑，以避免其他市民会怀疑法官履行职责时的公正性。所以，《法官行为规范》规定，法官本人或者亲友与他人发生矛盾，应保持冷静、克制，通过正当、合法途径解决；不得利用法官身份寻求特殊照顾，不得妨碍有关部门对问题的解决。
标志二：经济生活须廉洁透明。
法官不得开办企业从事经营活动，但可以参与适度的投资理财活动。这也是各国的惯例。但是，法官从事经济活动必须符合三个标准：一是不得利用法官身份获得额外的收益；二是在投入精力方面应当减少到最低程度；三是一切经济活动及收益须公开透明。否则，法官的经济生活会给司法廉洁和公正带来风险。除此之外，法官的家庭成员从事经济活动也应当遵循相同的标准，避免对法官的公正和廉洁产生不利影响。
标志三：社交活动须谨慎克制。
法官的社交活动与法官的个人性格直接相关，但为职业之故，法官的社交活动应当受到比普通市民更加严格的限制。《法官行为规范》规定，法官出入社交场所、参加社交活动要自觉维护法官形象；严禁乘警车、穿制服出入营业性娱乐场所。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更是要求法官自费接待、宴请亲朋好友要量入为出，不宜铺张浪费，尽量避免到高消费场所而引起公众猜疑，要坚决避免出入有异性陪侍服务的场所，或其他有不健康活动内容的场所。一个合格的法官应当非常注意自己的社交圈和社会活动。交友不慎，不仅会影响司法形象，甚至自己和家人因此而受害。另外，社交圈过大或社交活动过多，还可能导致在审理案件时不得不自行回避，影响正常履行职务。
标志四：个人品行为市民楷模。
总体要求是，法官的个人生活方式、水平应当与法官的身份、收入相适应，并体现自己的优良品德、健全人格和谨慎态度。普通市民应当遵守的社会公德，法官都应当模范遵守。虽然不能要求法官在个人生活方面表现出“完人”形象，但由于法官的楷模形象是社会的期待，这就要求法官有更高的品德标准。浙江法院对法官的要求甚至具体到了消费、停车、购物、体育活动等各个方面。
二、在与普通公务员的区别方面
当前司法改革的重要任务之一就是建立区别于普通公务员的法官管理制度，为“让法官更像法官”提供制度条件。除此之外，还应具备以下标志。
标志五：审判活动须以法律为唯一标准。
法官审判案件时会面临许多因素，但最终能够成为法官裁判依据的只有法律。许多国家的宪法中都将法官“只服从法律”作为基本原则，我国的“依法独立审判”“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也是此意。英国柯克大法官曾言“国王不应受制于任何人，但应受制于法律”，而国家设立的法官职位正是专门执掌法律标尺的人。司掌法律的职能由法官行使，而其他方面的公共职能由其他公务人员去完成。如果法官不能坚持法律裁判标准而混同于其他公务人员，法官便不再是法官，法律将不成其为法律，科学的制度设计将失去作用，法治将无法实现。
标志六：法官审判案件排除命令服从关系。
法官与法官之间，不论级别高低、年龄差距、审级差别，其相互之间应属于一种职业平等、相互尊重的关系，而非官僚体系中的上下级关系。由于司法机构也属于国家机构的组成部分，而且法院有审级之分，法官有资历之别，工作能力和水平也不尽相同，所以，命令与服从关系难免会侵入司法程序。特别是当法官兼任司法行政首长时，由于客观上司法行政对法官审判案件有一定制约作用，行政化色彩也就难以避免。因此，建立适用于法官职业特点的司法行政管理模式，是“让法官更像法官”的重要手段。对法官个人来说，把独立、中立、公正的职业精神和法治思维植根人心，则是实现这一目标的内在因素。
标志七：实体裁判依托于程序公正。
每一个组织都有自己的办事程序，行政机关如此，法院也如此。“让法官更像法官”，对法官审理案件的程序公正提出了更高要求。即使是国际上公认的“最低程序公正（正义）标准”，也比行政机关遵循的办事程序的公正性要高出许多，其中最突出的一点便是“不能作为自己案件的法官”。同时，严格、公平的程序规则也是法官的中立地位、独立精神、法律准绳、职业道德的保证。
标志八：履行职责须以良知为先。
这一点看起来与普通公务员的要求很相似，只是程度要高得多。日本宪法第七十六条规定：“所有法官依良知独立行使职权，只受本宪法及法律的拘束。”韩国宪法也将良知作为法官独立审判的依据。难道普通公务员履行职务不需要良知吗？当然需要，但良知在法官心中比起普通的社会公德、个人品德要重得多，因为司法良知已经超越一般的道德范畴，完成了两个方面的转化：一是转化成了左右法律解释和适用的坐标；二是转化成了司法职业道德。没有人会说法官裁判应当以道德为标准，但如果法官将良知融入其遵奉的法哲学之中，良知在司法裁判中便无处不在了。
三、与律师和检察官的区别方面
律师、检察官、法官同属法律人，被称为职业共同体。同时，三者在诉讼活动中的角色又有根本不同。法官与律师和检察官的区别也正是体现在上述两个方面。
标识九：永远保持中立地位。
法官应当在诉讼程序中保持中立地位，避免与律师和检察官的角色混同。虽然在诉讼的平台上可以共同研讨法律问题，但角色的制度安排是不可逾越的。也正是由于法官保持中立地位，才获得了司法公信与权威。法官可以支持任何一方的符合法律原意的解释观点，但不能脱离中立地位而偏袒一方。律师承担法律服务义务，检察官负有追诉犯罪职责，法官则只能居中裁判，即便是法官对弱者抱有同情，而对犯罪充满愤恨。
标志十：法律判断更具专业水准。
律师、检察官、法官都是法律专业人士，不宜简单区分能力高下、水平高低。但就司法判断作出的程序以及法官中立地位的制度保障来说，法官的职业判断水准处于相对的优势地位。因此，国家与社会对法官所作法律判断的期待自然不同于律师和检察官。他们期待法官以更加中立、公允的态度，在双方各自提出观点和理由的前提下，作出更专业、更靠近法律原意的判断。
（人民法院报2016年4月11日）
